清代立春礼俗中的芒神和土牛

发布:2014-05-13 17:22:49 阅读:572次
  芒神和土牛在迎春和鞭春两个礼仪中都位于中心。 它们的样式是朝廷在六个月之前就被统一规定的,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大清会典》规定:‘岁以六月移钦天监预定春牛芒神之制,冬至后辰日于岁德方取水土制造。 ” 地方上土牛的制作也相当隆重,”先于冬至节备彩亭,仪仗,鼓乐至先农坛取土以塑牛。 ”
  或者在其他具有一定神圣意义的地方取土,据 <闽小纪>载,“会城迎春,必于忠懿王庙前乞土作土牛始成。 ”可见取土也是很有严格的限制的。”
  芒神和土牛的制作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形状和尺寸不能随意改变。 在∑些地方志中明确地记载了“芒神和土牛式”。
  土牛的每一部分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土牛身高四尺,象征四时,身长八尺,象征八节,尾长一尺二寸,象征十二月。 土牛的头的颜色与这一年的干支中的千相配,身的颜色与这一年的干支中的支相配,肚子的颜色与这一年的纳音相配,土牛的角,耳朵和尾巴的颜色与立春这一天的干支中的干相配,腿的颜色与立春这一天的干支中的支相配,蹄子的颜色与立春这一天的纳音相配。 土牛的嘴是张开还是闭合,尾巴是朝左还是朝右而这一年的阴阳。 如果这一年是阳,那么口要张开,尾巴朝左;如果是阴,那么日要封闭,尾巴朝右。 芒神同样具有时间上的象征意义。 芒神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三百六十五天;鞭长二尺四寸,象征二十四节气。 土牛的老少决定这一年的支,孟仲季衣色带色决定立春这一天的支,衣色用克支,带色用生支。 芒神的发髻的安置预定立春这一天的纳音。 如果纳音是金,那么发髻在耳前;如果纳音是木,那么发髻在耳后;如果是水,那么发髻要左前右后倾斜;如果是火,发髻要左后右前倾斜;如果是土,那么发髻要在脖颈正上方。 芒神的掩耳决定立春的时刻。 如果立春在昼夜的子丑,那么两个掩耳要全戴,如果在寅时,那么揭开左边的掩耳;如果在亥时,揭开右边的掩耳;立春在卯至戌时则以手提掩耳,阳时以左手提,阴时以右手提。 芒神所穿的服装鞋袜等于立春日的纳音。 如果纳音为水,服装鞋袜要穿戴齐全,如果是火,那么服装鞋袜要全部脱去,如果是土,只穿套裤,其余的不穿;如果是金或者木也必须齐全;但是如果是金,那么左边的行缠悬于腰;如果是木,那么右边的行缠悬于腰。 土牛的鼻子用拘,拘用桑柘木制作。 芒神手执鞭,鞭用柳枝制作。 拘役要系绳,鞭要着丝,这要决定立春日的支。 如果支为寅,巳,申或者亥,那么要用麻绳;如果是子,卯,午或者酉,要用苎绳;如果是丑,辰,未或者戌,要用丝绳。 芒神立于土牛的左边或者右边要由这一年的阴阳来定。 如果为阳,芒神立于土牛的右边;如果为阴,芒神立于土牛的右边。 芒神所立的前后的位置由立春日距离年关的前后而定。 如果立春日在年关前五天以外,那么芒神立于土牛前;如果立春日在年关前五天以内,那么芒神和土牛并立。
  从礼制的规定和县志的记载中可以修剪,土牛是作为时间的标志出现的。 它的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时间的象征。 因此可以说,迎春的一个目的是宣告农耕开始的正确时间。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芒神和土牛并不都是以土制作,而是分为土制和纸制两种。 土制,“预期塑春牛芒神,先一日巳刻典史送至春场,安置在彩棚内。 ”“束争为神日芒神,抟泥为牛日春牛。 ”东北,甘肃一代纸制为多。 在辽宁盖平,“先期搭一苇席棚,内设纸糊芒神春牛各像,其神服饰及牛身首之色,均按现年立春岁月日时各干支审定。制照芒神,或带耳幕,主春不寒,或履悬腰间,芏春干,表示相反之意,往往有中。 迎春后,送牛邑城隍庙内,至立春日时,众官齐集,鞭牛碎之,名日打春。 ”一些地方在春牛身内还要充填干果食品之类,煞鞭春后让观众争抢。 在河南如南“牛腹预藏胡桃,柿饼,栗,枣,花生等物,鞭后散落在地,民间男女多争食之”在甘肃灵台,官员“用纸制就五色小鞭,共挞纸造大牛,谓之挞春。 其时,乡民纷集,争夺牛纸,以为吉刑。 不然,咸称春气不发,则地方春苗不畅,由此时令不和。 ”
  春牛多数用土制作,少数用纸。 芒神和土牛由纸来扎制,但仍然叫做“春牛”。 在东北,芒神和土牛一般都是由纸制作,例如在吉林辑安,“并置纸扎牛一,芒神一”,在辽宁盖平,“先期搭一苇席棚,内设纸糊芒神,春牛各像”。 在西北则是为芒神画像,迎春时“左列句芒神像,右列色纸制成春牛”。 虽然以纸制作,但还是常常称其为土牛,这说明纸牛只是土牛的一种变异形态,它们的功能是一致的,例如四川I梁山“扎画土牛”。 四川广安则是“纸竹饰芒神,土牛,配以五行之色。 ”有的地方土牛纸牛并用,如福建龙岩县“土牛纸牛各一”湖北宜都在鞭春之后,“观者拉杂克服牛神纸竹或块”,但多数还是以土制作。
  还有的地方也用真牛,如湖北,“立春先一日,官师班春于草市岱岳庙……农人牵生牛于有司堂上,扮播种犁田形样,撒谷满堂,取丰稔之兆。 ”
  官方对芒神十分敬重,有些地方志把“芒神”另起一行顶头书写。 对芒神的祝辞也十分恭敬。 陕西《高陵县志>载:
  “祝辞:惟独神职司春令,德应苍龙,生意诞敷,品汇萌达,某等忝牧是邑,具礼迎新,戴仰和煦育我黎庶。 ”汉代的勾芒只是青帝的助手,在清代的迎春中没有青帝,只有芒神作为祭祀的对象。 但是在一些地区勾芒是作为青帝来看待的。 在山西洪洞,人们认为芒神即青帝,“春日先期,迎青帝土牛于东郊,”“立春前日,府县迎青帝土牛于东郊”。 这里的青帝实际上是勾芒。 在一些地区勾芒又称为太岁。 广东花县,迎春游行的队伍“所经隔开,男女簇观,以芒神为太岁,争撒菽粟”。 浙江湖州“又设芒神,俗名太岁”,但大部分地区在迎春之后把芒神土牛安置在官署,一般是“土牛南向,勾芒神西向,具香案酒果祭勾芒神。 ”但是湖北京山方向不同,”迎春至县仪门外,土牛南向,芒神东向。 ”
  在河南一些地区,迎春礼与耕籍礼,土牛和生牛结合了起来。 耕籍礼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礼仪,如河南 <信阳县志》所载的“耕籍”:“每岁仲春亥日巳时祭先农坛,午时行耕籍礼。”祭品多达九类二十一种,各官必须穿朝服,在对先农神庄重而繁琐的祭拜之后,才“更蟒衣,至籍田,行耕籍礼:正印官秉末,佐贰执青箱播种,各官俱用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各行九推礼,农夫终亩。耕毕,各回官厅更朝衣,望阙恭行三跪九叩头礼。耕籍器物为:“农具一,赤色;牛一,黑色;籽种箱一,青色。”或“知县扶耒,礼生执鞭”在州府驻地,知府知县都参加时,则“知府秉耒,知县撒种”。在河南某些地区迎春和耕籍两个官方礼仪结合了起来,如林县:“迎春于东郊,耕籍田,鞭土牛”。在信阳“立春日……迎芒神于东郊,鞭土牛,行耕籍礼于社稷坛。”在汝南立春It郡守在东郊春场“亲自扶犁,绕春场一周,僚属亦次第仿行。春气透,鞭春牛。”广西博白“县正官率属各朝服诣春牛塘。
  县正官执犁犁一转,行鞭春礼毕,复乘马自东郊周行一匝,谓之游春。 ”⑤这是耕后才鞭春。 而浙江象山迎春日的“试耕种”和余姚的“布种于县门侧”也属于耕籍礼的一块。 这说明,虽然朝廷对芒神和春牛的制作已经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仍然替代。 甚至在游行队伍中,有的地方也使用生牛。 《青田县志》载:“各坊以童子装像古人故事,皆乘牛,以应土牛动之令。 ”说明生牛的使用是土牛迎春意义的延伸。 同时,人们对于土牛的意义也有了新的理解,土牛不再是送大寒的象征,而是耕牛的代表,用耕牛可以与此相对。
  民间关于土牛的信仰是民众关心和参与迎春活动的驱动力之一,而官民对于土牛的共同信仰则增强了双方的认同感。相反,在礼仪规定中和迎春礼中比土牛更受官方认可的芒神却没有意识到有人如此的青睐。 官府于立春日“奉芒神供人府城隍庙”,农民只是“以芒神占岁水旱及人苦乐。 ”把芒神预期当年气候的预兆。 在辽宁,人们认为“芒神,其衣服鞋帽可验人物之灾祥,年景之水旱:束红带,人多疾病,带帽则春冷,跣足则多干旱,常相反,故日‘谑芒”’。在湖北房县“视芒神衣履着否,以卜一岁苦乐”,认为“芒忙人不忙,芒不忙人忙”。 在安徽怀宁,认为“如神赤脚作忙状则春事迟,着鞋作闲状则春事早,戴帽作寒状则春暖,脱帽作暖状则春寒,谓之拗神。 ”许多人认为这个预兆很准确,但是也有人不大相信。 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广大民众对芒神并没有真正敬若神明,而是对于春牛情有独钟。 官方和民间对于芒神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在汉代,迎春只是在立春当天和只是在东郊一个地点古董,树立土牛的仪式和迎春的仪式也是分开的。 在清代,出土牛和迎春已经完全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迎春礼仪中最重要的两个形象-土牛和芒神,也由于两个仪式的合一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人们把两者的功能也结合起来,认为“所以鞭土膏使之动,送寒气而迎岁时,劝农之始也”。 同时认为“鞭土牛以宣春气”。 有时人们也给以随意的解释,例如辽宁《盖平县志>所记:”或以为牛是不变(隋)炀后身,因其生前不道,获此罪遣。 父老传闻如斯,姑志之”这说明,农民对于迎春礼仪本身的意义和功能并没有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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